“蚂𧊅呱呱叫,大雨就要到。”“蚂𧊅”①是广西方言中对“青蛙”的称呼,其在壮族文化语境中占据着尤为重要的地位,作为守护庄稼的“稻之神”而深受壮族人民的敬仰。论及壮族人民的蛙崇拜,最典型的代表当属红水河流域流行的一种古老而独特的传统节日——蚂𧊅节。
综观学界,在蚂𧊅节研究方面,蚂𧊅节在壮族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得到广泛认可,[1]其稳定思想、促进团结、传承文化的社会功能[2]在当下发挥着正向作用。蚂𧊅节仪式是不可多得的人类学研究宝库,从文化人类学分析,杀死蛙婆的葬蛙仪式是一场祈祷平安兴旺的杀祭;[3]从教育人类学分析,蚂𧊅舞发挥着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多元教育功能;[4]从身体人类学分析,蚂𧊅节仪式的一系列身体实践促进了身体规训和社会联结。[5]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蚂𧊅节的传承面临着民众重视度低、仪式核心认知错位、节日基础设施损毁等困境,[6][7]亟需政府主导建立有效保护机制,加大资金扶持和社会宣传,应用现代科技适应数字时代潮流,[8]提升全社会保护和传承意识。关于蛙崇拜的研究,壮族蛙崇拜依托于诗歌故事、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节庆器具等多重表现形式,[9]34-39[10]各学者从蛙纹铜鼓[11]、花山岩画[12]134、山歌歌词[13]、蚂𧊅舞[14]等具体艺术形态切入进行了更为细致的研究。研究视角上,从概念界定的角度思考,蟾蜍崇拜也应纳入壮族蛙崇拜范围;[15]由性别视角分析,壮族蛙图腾承载着浓厚的女性崇拜意识;[16]137从国别视角出发,中泰两国不同的蛙神传说传递出相似的蛙崇拜文化。[17][18]
学界对蚂𧊅节和蛙崇拜的研究成果颇多,也不乏将二者并置探究者。然而,多数论文虽对蚂𧊅节进行了系统介绍,研究重心却普遍倾向于仪式过程,对起源神话缺少深入细致的人类学阐释;亦未紧密联系稻作文化和蛙崇拜心理,对蚂𧊅节神话与仪式作整体性分析。由此,本文以蚂𧊅节为抓手,对壮族蛙崇拜进行神话与仪式的双向解析,深描壮族蛙崇拜下的稻作文化逻辑。
一、神话叙事:从寻常生物到蛙神的符号构建
蚂𧊅节,又称“蛙婆节”,通常从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开始,至二月初一结束,历时一整个月。在此期间,许多壮族村寨都要举办相关的祭祀活动,以祈求新的一年社稷平安、五谷丰登。关于蚂𧊅节的来源众说纷纭,壮族民间至今仍流存着多重神话版本②,以下选取三则流传较为广泛的神话进行介绍分析。
(一)孝母杀蛙说[9]35:生态伦理失衡与稻作秩序修复
从前有一个孝顺的壮族小伙名叫东林。母亲的病逝令他悲痛不已。当时有一种食老人的风俗习惯,东林对此极为反感,便把母亲尸体偷藏起来,心里既悲伤又担忧。屋外的蚂𧊅闻讯也为他难过,日夜“呱呱呱”叫个不停。东林不知情反而心生烦躁,烧了一锅开水泼向蚂𧊅,把蚂𧊅烫得死伤无数。从此,蚂𧊅不叫了,天也不再下雨了。族人去问祖神布洛陀③、姆洛甲④,才知道大祸临头——原来人间的蚂𧊅都是雷王之女蛙婆神的化身,东林用开水烫蚂𧊅这一行径得罪了掌管雨水的蛙婆神。因此,东林必须为死去的蚂𧊅送葬才能求得蛙婆神的原谅。东林为自己的不敬行为后悔不已,便在农历大年初一敲起铜鼓,请蛙婆神回村过年,还组织千人队伍为死去的蚂𧊅举行隆重的葬礼。蛙婆神这才原谅了东林。此后,当地又恢复了风调雨顺,人们又过上平安美好的日子。
在这则神话中,蛙为人哭丧,是通人性的动物,又引发旱灾,是通神性的生灵。东林因丧母之痛而迁怒于蛙,实则是将个体的情感焦虑投射到自然秩序中,把蛙鸣这一雨季将至的生物信号,误读为对丧仪的干扰。这种人蛙关系的破裂直接导致旱灾,揭示出传统稻作社会已认识蛙与降水之间的关联,即蛙是靠皮肤呼吸的动物,气温湿度的变化能引起蛙鸣高低的不同。另一句壮族农谚“蚂𧊅声哑,田好稻把,蚂𧊅声响,田好荡桨”正印证了这一点。拟人式葬礼的引入,是人们对破坏生态伦理的反省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构。唯有通过仪式赎罪,才能恢复稻作生产秩序。
(二)缅怀将军说[19]:农业丰产神向家园守护神的升格
传说盘古开天辟地之后,人世间一片混沌、灾难四起,还没有形成时间、耕作的秩序。自从蚂𧊅下凡驱害灭瘟,大地才开始风调雨顺、四季分明,人们步入春种秋收、井然有序的生产生活。在大年初一拣祥石⑤之时,一户李姓人家偶然发现了降于人间的蚂𧊅,好心将其带回家中精心侍奉。七七四十九天之后,蚂𧊅摇身一变,化身为一个能文能武、通晓万事的英俊小伙,被人们尊称为“龙皇宝”。时逢壮乡遭遇外族入侵,村寨一片生灵涂炭。龙皇宝应征入伍,带领兵马奋勇杀敌,不足两月便杀净外敌、平定战乱。龙皇宝立下赫赫战功,随即被赐官“镇殿大将军”,并诏封为驸马。而就在要与公主成婚之时,他褪下的蚂𧊅皮不慎被人烧毁,龙皇宝也因此死去。后来,人们为了纪念龙皇宝对壮乡的功德,弥补烧毁蚂𧊅皮的过失,由此定下了蚂𧊅节。
以上神话中,龙皇宝在人、蛙、神之间的身份流动,映射着壮族对稻作安全的多维焦虑。在稻作生产方面,人们担心耕作失序、旱涝歉收,龙皇宝便化身丰产之神,为人间带来风调雨顺。“龙皇宝”之名本身也蕴含深厚寓意,“龙”主水,“宝”喻财,整体具有祈求稻产丰饶之意。在军事防卫方面,人们须抵御外敌侵扰,龙皇宝又转化为军事英雄,带领壮族人民守护共同的家园。龙皇宝的出现缓解了壮族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两大生存焦虑,其代表的蛙神形象也在这一过程中随之升格,由稻作农业丰产之神进一步拓展为壮乡家园守护之神。
(三)请蛙求雨说[20]:生产理性与人神契约的博弈
相传远古时代,红水河一带遭遇大旱,河流干涸,庄稼枯黄。人们多次请求雷神降雨而无果,整个大地依然笼罩在干旱的阴影当中。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人们只得去寻求创世始祖布洛陀的帮助。布洛陀听闻人间的困境却表示爱莫能助,告诉人们:“你们应当去找蚂𧊅,他是雷神的儿子。只有蚂𧊅出面,雷神才会相信你们的请求。”于是,人们赶忙找来了蚂𧊅,没想到蚂𧊅也不愿开口。人们便给蚂𧊅杀猪宰羊,献上珍馐美酒,甚至把蚂𧊅放在铜鼓上虔诚地供奉。蚂𧊅被这样真挚的心意打动,最终同意为人们向雷神喊话求雨。雷神听闻蚂𧊅的请求才终于下令降雨。此后,人们每年都会祭拜蚂𧊅,并保留了铜鼓上的蛙纹和塑像,一敲起铜鼓便能请神降雨。
此则神话的核心在于仪式性谈判机制的建立。当直接请求雷神降雨失败后,人们在布洛陀指引下以蛙作为中介与雷神沟通,将信仰行为锚定于可观察的自然实体,实现了从全然依赖超自然力量,到结合祭拜蚂𧊅这一实用手段的转变。蚂𧊅被打动的拟人化叙事,实为将自然规律包装为可控的伦理关系,缓解人们对气候无常的焦虑。蚂𧊅需接受供奉才同意求雨,神意响应需以人类付出为前提,这种以一定物质消耗换取良好预期收益的行为逻辑,与稻作社会“劳动-收获”的生存逻辑同构。由此,壮族人民基于稻作生产需求形成的实用主义逻辑,与通过祭拜仪式与神灵建立的互惠关系,在实践中形成了动态平衡——既依赖超自然力量解决生产难题,又通过祭拜仪式将神意纳入可控范围。
二、角色塑造:蛙神崇拜下的民族心理
(一)蛙的“中介者”角色:沟通天地人神的中枢纽带
在壮族宇宙观中,天地人神并非割裂的存在,而是可以通过特定媒介实现能量交换的。在以上三则神话传说中,蛙便是贯通自然界、人的世界、神的世界的三界枢纽:在“孝母杀蛙说”与“请蛙求雨说”中,蛙被明确赋予“雷神之子”的神圣血统,是以血缘为联结的天人中介。这种血缘定位使其突破凡俗生物的限制,成为天神意志在人间的载体。雷神作为雨水的主宰者,其神性通过蛙的躯体向人间渗透。由此,蛙鸣不仅是声波振动,更是天神语言的转译。东林烫死群蛙导致天旱,实质是切断了天神与人间的链接;而“请蛙求雨说”中布洛陀强调只有蚂𧊅能请动雷神,则凸显蛙作为与神界沟通的唯一合法渠道的不可替代性。在“缅怀将军说”中,龙皇宝的形象又展现这一中介者角色的动态性,其“天神下凡→蛙形化身→人间英雄→死亡回归”的生命轨迹,本质是神性借蛙形在天地间的循环流动。褪下的蚂𧊅皮作为神格凭证,既是联结天地的信物,也暗示着中介者必须维持双重性的形态才能履行职责。
(二)蛙的“双重性”身份:有限肉身与无限神力的矛盾共生
除“中介者”角色外,蛙的神话形象始终游走于自然法则与超自然逻辑之间,展现出脆弱生物性与强大神格性的辩证统一。例如在“孝母杀蛙说”中,群蛙虽能被凡人烫死,亦能引发天神震怒、影响阴晴旱涝。这种悖论指向壮族文化对神圣性的特殊理解,即中介者的神力不因其生物躯体的脆弱而减损,反而通过肉身的有限性凸显出神意的超越性。“请蛙求雨说”中,蚂𧊅需牲畜献祭和美酒佳肴才同意求雨,这一情节并非是在指摘其贪恋口腹之欲,而意在彰显人神契约的互惠本质。此外,在“缅怀将军说”中,龙皇宝的身份流动,揭示了壮族文化对蛙双重性身份的认知:当其以人形建立功业时,必须隐藏其神格凭证蚂𧊅皮;而当人为破坏其生物形态,即烧毁蚂𧊅皮时,神性身份也随之消亡。换而言之,生物形态是神格存续的物质基础,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三)蛙神形象背后的崇拜心理
在蛙的中介者角色和双重性身份下,蛙的生理特征和生物本能被系统转译为神圣性符码:其声带震动引发的鸣叫被解读为雷神传讯和降雨预兆,其捕食害虫的天性成为维护稻田生长的守护神职,其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升华为贯通天地的神圣特权。一方面,蛙的这种在地神性为壮族人民感知神力提供了具象化实体,从而降低了信仰的门槛。人们不必再祈求虚无缥缈的天神,而只需把握蛙这一调控晴雨的生物指示器。伤害蛙即为挑战天神权威,崇拜蛙便可修复人神关系。另一方面,由于蛙与壮族的核心生存需求紧密联系,蛙崇拜被赋予了祈雨抗旱、保护稻作的功能。神圣叙事与实用理性的交融,使蛙崇拜不只是一种抽象信仰,更是一种生存策略。蛙脆弱的生物性要求人类主动提供庇护和供养,而这一需求又反向给予人类通过仪式换取利益的谈判空间。可以说,神话传说将蛙塑造为可操作的神圣媒介,其血缘权威性保障崇拜合法性,功能化神格赋予崇拜实用性,而双重性矛盾则维系人神契约的平衡。由此,蛙从神话中的象征符号,转化为了现实中的崇拜客体,使得壮族人民可以通过崇拜仪式掌控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仪式实践:蛙崇拜的具象化表达
壮乡蚂𧊅节的具体仪式流程在各村各寨稍有不同,但基本包含请蚂𧊅、游蚂𧊅、孝蚂𧊅、葬蚂𧊅四个步骤。
(一)请蚂𧊅
正月初一天刚亮,一阵阵有节奏的铜鼓声便响透晨雾。鼓面四周的立体蛙雕以蓄势之姿震动田野,其声波频率暗合春雷波长,是对土地生殖力的声学召唤,也是宣告蚂𧊅节开始的号角。村民纷纷醒来,妇女小孩起床浣洗衣裳、准备吃食;男性青年则跟随蚂𧊅父⑥,敲着锣鼓到田野里挖泥土、翻石块,寻找还在地下冬眠的蚂𧊅。这一触觉仪式,同步启动了唤醒冬眠蛙类的自然时序与备耕整地的农事程序。第一个找到蚂𧊅的人将与蚂𧊅“成婚”,故称为“蚂𧊅郎”(见图1)——这一拟亲缘关系并非私人婚约,而是稻作社区委托其担任丰产中介的公共职责,从而将蛙神纳入人类亲属网络,将不可控的降水转化为亲属义务。对于蚂𧊅郎而言,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意味着他将在新的一年里行大运。蚂𧊅郎兴奋地高声呼喊、通报众人,再放七声土炮向雷神报喜,表示他已成为雷神新晋的女婿。众人听到炮声蜂拥而上,希望沾沾蚂𧊅郎的好运。随后,蚂𧊅郎在人们的欢呼和锣鼓声中,毕
图1 第一个找到蚂𧊅的人(图片来源:广西民俗摄影协会) 恭毕敬地将蛙神请回村寨。
(二)游蚂𧊅
把蛙神请回村后,男女老少汇聚在蚂𧊅亭⑦下,各家各户祭酒烧香以表敬意,先请师公⑧或村老唱念一番,赞颂蚂𧊅为人造福的功德,再由蚂𧊅郎虔诚地将蛙神殓入金竹棺里。这金竹棺由一节金黄色的竹筒制成,竹筒中空的结构象征土地对生命力的吞吐,其色泽则直指稻穗成熟的视觉记忆。随后,由蚂𧊅郎牵头,带领孩子们抬着金竹棺游村串户,到各家贺新年、道祝福。每至一家,孩子们便用壮语齐唱蚂𧊅祝祈歌:
咯——呀!
婆婆来祝贺,你家喜事多。云在头上转,雨在你田落。
彩云送绸缎,雨水化金漠。一禾生九穗,一穗九斤多。
种棉变银花,栽树结甜果。养鸡变金凤,养牛生龙角。
病灾风吹散,全家亨安乐。姑娘美如花,老人高寿多。[21]
祝祈歌歌词更加明显地透露出稻作丰收的祈愿意味。开篇将蛙神拟人化为“婆婆”,拉近人神距离,赋予自然力以亲切的亲属身份。之后以雨水、作物、家畜为核心,逐层展开农业全要素的吉祥叙事:“云转”和“雨落”将气象规律转化为神意可控的精准施与;“金漠”即丰收时节稻浪翻滚的田野;“九穗”“九斤”的夸张修辞,同“九重天”宇宙观一样象征着极致,传达对稻作增产的极致渴望;“银花甜果”“金凤龙角”则是祝愿经济作物长势喜人、家禽养殖六畜兴旺;病害、灾异成为可被“风吹散”的具象物质,通过语言祈使实现象征性净化。最后从生产扩展到生活,祈求健康、美貌与长寿,覆盖人生周期的终极理想。
蛙神带着如此美好愿景,在新年伊始登门祝贺,可谓是千金难买、吉祥如意的做法。各家主人听完祝祈歌喜笑颜开,纷纷端出米、钱、糍粑或彩蛋,奉献给蛙神以表示答谢(见图2)。由蛙神保佑的丰收所得,又以这种形式回馈于蛙神。相传,“游蚂𧊅”所获熟食具有神性,吃了能吉祥如意、交上好运,称为“百家粮”、“吉祥粑”、“天女蛋”,为参加陪游者所分享。各户馈赠的钱粮,则汇集作为举办蚂𧊅节的开支,[13]将个体资源通过仪式聚合为共同体生存保障,成为稻作社会风险共担机制的缩影。
图2 “游蚂𧊅”中各家馈赠的钱粮(图片来源:广西民俗摄影协会)
(三)孝蚂𧊅
白天游村拜祝各家之后,晚上村民们就把金竹棺供奉在蚂𧊅亭中。从大年初一到正月末的一个月里,各家各户每天晚上都相聚于蚂𧊅亭下陪伴蛙神,名曰守孝,实为狂欢。老人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摆古”⑨,一遍又一遍向后生讲述布洛陀创世开田、姆洛甲驯化稻种的神话故事,使得农闲时的娱乐活动成为生产伦理的教化场域。年轻人跳起蚂𧊅舞和铜鼓舞,以身体语言再现了播种、驱鸟、收割等典型的农作场景。摆动斗笠模拟插秧遮阳,抖动米筛复现扬谷筛糠,撞击竹筒比拟舂米捣粑……这些舞蹈动作既是对生产技能的代际传递,也是在通过神圣语境强化劳动纪律。孩子们追逐打闹,扮成牛羊、老虎等各种动物玩耍逗趣,展现家畜助耕、驱赶害兽的生存智慧,在游戏中植入驯化自然的代际记忆。有些村寨还会举办夜歌圩,或称“蚂𧊅歌会”(见图3),喜好唱歌的人们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参加,欢聚一堂共同歌唱蛙神、歌唱新春,将劳作艰辛升华为诗意审美,缓解日复一日的农耕疲乏。蚂𧊅亭下的狂欢悄然转化为农耕知识的身体教科书,在各取所乐中寓教于乐。
(四)葬蚂𧊅
经过一个月的游蚂𧊅、孝蚂𧊅仪式,按照传统惯例将在正月末下葬蛙神。也有部分村寨择定鼠日埋葬蛙神。[22]鼠乃地支之首,代表时序循环的开端,择鼠日下葬也有镇逐鼠类,保护稻谷不受鼠害之意。一村葬蛙神,远近同贺,男女同往,涌向葬蛙神的村屯去对歌看热闹。主寨杀鸡鸭、煮腊肉、染红蛋、酿米酒、包豆腐圆、蒸五色糯米饭,设宴招待亲友贵宾。宴席丰俭已成为村寨间土地生产力的隐形竞赛。宴毕,蚂𧊅郎和数名青壮年抬着金竹棺,身着盛装的男女老少紧随其后,敲锣鼓、放鞭炮,一同前往稻田的葬蛙场。葬前,先由师公祝祷(见图4),然后由蚂𧊅父打开头年下葬的棺木,验看骨骸:骨色金黄,象征风调雨顺,稻谷丰收;骨色银白,预示棉花大丰收;骨色乌黑,则年景不佳,需预防旱涝。其实,金黄可能代表腐殖质丰沃,银白可能预示地下水偏碱性,乌黑则可能指向土壤贫瘠板结——占卜仪式将复杂生态指标简化为视觉预兆,以神话语言记录世代积累的农事经验。最后,众人齐唱蚂𧊅歌,由蚂𧊅父将新接的蛙神埋下,各家各户献上祭品、焚香祭拜,祈祝蛙神顺利升天,为人间赐福消灾。
图4 师公在蚂𧊅下葬前吟唱祝祷词(图片来源:广西民俗摄影协会)
四、文化逻辑:崇拜仪式中的稻作基因
蚂𧊅节的仪式流程并非单纯的蛙崇拜信仰展演,仪式中的物体、行为和事件整体传达着壮族稻作文化的象征意义,[12]136其本质是壮族稻作农业社会对生产需求的系统性回应。从生态节律的遵循到劳动协作的规训,再到风险管控的预演,仪式中的符号象征体系始终围绕稻作生产逻辑展开。这种文化编码既是对自然规律的适应性表达,也是对社会秩序的象征性维护。
(一)生态节律的仪式化编码
通过对仪式时空的精心设计,壮族人民将稻作生产的生态规律转化为可感知的神圣秩序。在时间象征方面,从正月初唤醒青蛙的“请蚂𧊅”到正月末杀死青蛙的“葬蚂𧊅”,整个蚂𧊅节的仪式流程都恰好处于稻作周期中的休耕待春阶段。此时岭南地区正值春雨将至、万物复苏之际,唤醒冬眠中的青蛙,意味着唤醒土地、启动稻作时序;埋葬青蛙则“同‘杀死谷精’的西方民俗一样,是祈求人类自身增殖和促使大地增殖的仪式”[16]139。在空间象征方面,金竹棺巡游村寨的路径则暗含稻作文化空间的神圣分野。从稻田寻蛙到村户游蛙,再回归稻田葬蛙的循环轨迹,构建出生产性空间与生活性空间的交互网络,形成稻田向村寨供给粮食作物、村寨再向稻田回赠稻米的生态能量闭环。这种时空符号的嵌套,使仪式成为指导农耕的生态历法,确保耕休行动与自然节律的深度同步。
(二)生产协作的神圣化规训
稻作农业高度依赖集体劳动,这在蚂𧊅节仪式中被转化为了社区协作的象征性操演。在身体记忆生成方面,蚂𧊅舞中的程式化动作,完成对劳动技术的身体铭刻。通过肌肉记忆习得的插秧节奏、扬谷力度与灌溉协作,使农耕技能在舞蹈动作中超越语言传授,成为代际传承的缄默知识。在生产伦理教化方面,老人摆古将稻作起源与创世神话并列,赋予稻作生产以创世同等的重要意义。耕作不仅是维持生计的手段,更是继承始祖遗训的神圣使命,从而加强劳动过程中的精神指引。在时间政治构建方面,长达一个月的守孝期通过仪式性时间垄断,使社区在农闲娱乐的同时仍专注农耕准备,强化了稻作生产在文化价值序列中的至高地位。在风险应对机制方面,“百家粮”的共享制度将分散的个体资源通过仪式再分配,聚合为集体所有的公共资源。这种物质再分配实为应对农耕风险的互助传统在信仰层面的投射,构建起稻作共同体的伦理秩序。
(三)风险管控的象征性预演
俗话说,庄稼汉看天吃饭。面对稻作生产的高度不确定性,壮族人民通过蚂𧊅节构建了一套稻作危机缓释系统。在仪式符号方面,祝祈歌中吟诵“病灾风吹散”的内容,将抽象不可控的自然灾害具象化为可驱逐的实体,在语言象征层面实现对病虫害、旱涝天灾等稻作威胁的恐慌消解;择定鼠日下葬蛙神的传统,则是融合了生物防治与象征祛灾,以神圣秩序的重构来缓解生物灾害的防治焦虑。在祭品选择方面,腊肉制作依赖盐渍风干技术,体现了稻作社会对食物存储的重视和防腐的智慧;染红的鸡蛋既象征太阳能量,也暗合“以卵引谷”的顺势巫术思维,即卵的繁殖力被转喻为稻谷的丰产潜能。此外,葬蛙时师公验看骨骸的环节,也构成了风险预警机制。通过将土壤肥力、水质酸碱度等专业知识,转化为可观察的颜色符号,使普通农人无需掌握科学知识,即可通过仪式参与风险决策,在象征层面完成对生产危机的预知和预备,在科学解释缺席的前现代社会中,为农业实践提供逻辑自洽的指导方案。
结 语
壮族蚂𧊅节作为蛙崇拜的文化载体,深刻揭示了稻作文明与自然信仰的交织交融。壮族人民将蛙从寻常生物升格为稻之神,绝非偶然的信仰选择,而是对稻作生产需求的文化回应。通过对蚂𧊅节起源神话与仪式实践的双向解析,可见蛙崇拜实为壮族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形成的生态智慧与生存策略的结晶:神话叙事与蛙崇拜心理相互作用,将蛙塑造为天地能量的传导枢纽,构建了一套以蛙为中介的应对稻作风险的符号系统。这本质上是对自然不确定性的象征性驯化,即当降水、虫害等不可控变量被编码为可操作的信仰叙事时,壮族得以通过仪式增强对生态的掌控感。仪式实践进一步将神话符号具象化为文化行动。从“请蚂𧊅”唤醒土地,到“葬蚂𧊅”回归稻田,仪式时空始终与稻作节律深度咬合;“百家粮”共享与骨骸占卜,则是对粮食安全焦虑的符号化回应。即便在“孝蚂𧊅”的娱乐环节,播种舞的肢体语言与创世神话的口头传承,仍在潜移默化中强化着农耕伦理。可见蚂𧊅节的仪式并非对自然的被动模仿,而是通过文化赋义将生态规律转化为集体记忆,使脆弱的稻作系统获得永恒性的文化庇护。
究其本质,蚂𧊅节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在于通过信仰实践实现了多重关系的动态平衡。在自然维度,它一方面通过蛙食害虫的生态功能保障稻作生产,一方面以葬蛙仪式象征性弥补对蛙类生存空间的侵占。在社会维度,它以共享仪式强化社区协作,充分调动稻作生产所需的人力资源。在精神维度,它既以神话叙事延续稻作文明,又将气候变化等不确定因素转化为可预演的符号系统,维系着农耕共同体的心理稳定。这种“人-神-自然”的互惠体系,使壮族在敬畏自然的同时,也创造出与生态共生的文化记忆。当蛙纹铜鼓在节庆中被反复叩响时,鼓声震荡的不仅是物理空气,更是一个民族用千年智慧谱写的生存法则。蚂𧊅节由此超越了民俗活动的表层意义,成为壮族稻作文明自我延续的文化基因。
参考文献
宁昌洪.蚂拐文化在壮族文化中的地位研讨[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2(5):149-151.
覃静洁,朱青松.东兰县壮族蚂拐节的价值特征与社会功能分析[J].当代体育科技,2016,6(14):149-150.
邓伟龙.壮族青蛙图腾中蛙婆节的人类学思考[J].百色学院学报,2008,(2):17-20.
苏水莲,孙亮.民俗仪式性舞蹈的教育人类学分析——以壮族“蚂拐节”蚂拐舞为例[J].贵州民族研究,2018,39(11):111-114.
韦晓康,马婧杰.壮族蚂祭祀中的身体人类学意蕴解读[J].广西民族研究,2021,(1):73-81.
韦柳,包诗璞,韦东柳.生命仪式:壮族节庆活动中蚂拐节的起源、保护与传承——以广西东兰县巴畴乡巴英村为例[J].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20,(2):12-17.
谢琼,程道品.红水河流域壮族蚂拐节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1):75-76.
莫冬爱.元宇宙视域下壮族蚂拐节传承与传播路径探析[J].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3,7(22):68-72.
梁庭望.壮族蛙神艺术及文化内涵[J].民族艺术,1996,(3):34-47.
李溱.论壮族蛙神崇拜[J].广西民族研究,2002,(1):63-66.
陆娇娇.壮乡蛙纹铜鼓中的蛙崇拜文化探究[J].中国民族博览,2017,(12):1-2.
何永艳.花山岩画与蚂𧊅节:大河流域壮族稻作文化的表征——花山岩画与“蚂𧊅节”比较研究论文之一[J].广西民族研究,2018,(4):134-145.
李素娟.刘三姐歌谣的文学人类学解读[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14:75.
蒋念军.蛙崇拜文化对壮族“蚂拐舞”表现形式的影响[J].大众文艺,2013,(11):67.
彭臣帅.关于壮族蛙崇拜的思考——蟾蜍崇拜不应被忽略的部分[J].社会科学家,2007,(S1):109-110.
邓伟龙.历史性别视角下的壮族青蛙图腾[J].文艺理论研究,2009,(5):137-142.
李啟英.壮泰民族神话传说中的蛙崇拜文化对比研究[J].文山学院学报,2023,36(1):80-83.
卢慧慧.壮泰民族祈雨仪式起源神话中的蛙崇拜比较研究[J].歌海,2023,(3):10-18.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31-32.
宋兆麟.青蛙崇拜与稻作农业——壮族蚂拐节试析[J].民间文学论坛,1987,(2):4-11+97.
覃剑萍.壮族蛙婆节初探[J].广西民族研究,1988,(1):70-73.
覃义生.广西东兰壮族蚂𧊅节的调查与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1999,(2):69-78.
① “guai”为方言音,无确切对应汉字。目前学界有“蚂拐”、“蚂𧊅”两种说法,本文认为后者更符合方言原意,故统一采用“蚂𧊅”说法。
② 除以下三则神话外,民间还存在着其他版本:雷神降蛙于地说,即青蛙因说出雷神玩忽职守的真相而被罚至人间;土官大病迁坟说,即土官葬母时烫死青蛙导致自己大病难愈,遂迁坟葬蛙使当地财主们倾家荡产;神蛙立功为王说,即蛙神投胎于人世立下战功,褪去蛙皮践位为皇帝;骆吉平定蝗灾说,即蚂𧊅星转世骆吉指挥青蛙消灭蝗虫……
③ 布洛陀,壮族神话中的始祖,是创造世间万物和专司人类安乐的男神。
④ 姆洛甲,壮族神话中的始母,是生育和保护人类的女神。
⑤ 祥石:古时,壮人在正月初一会到河边或井边洗脸、喝水,以求风调雨顺、万事如意;拣一颗石子回家以求招财进宝。
⑥ 通常由村里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歌手担任,负责组织策划蚂𧊅节活动,保证仪式流程合乎传统规范。
⑦ 即凉亭,是各村寨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公共活动场所。
⑧ 广西部分地区对“巫师”的称呼。
⑨ 广西方言,意为讲述古老的传说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