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舆论监督的时代命题与范式转型
舆论监督作为新闻媒体的核心职能之一，长期以来在揭露社会问题、维护公众权益、推动政策完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然而，在传统监督报道中，“曝光—问责—整改”的线性模式往往聚焦于个案解决，对问题背后的系统性、结构性矛盾关注不足，导致“按下葫芦浮起瓢”的重复性问题频发。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公众对媒体的期待已从“问题揭露者”转向“解决方案推动者”，这要求舆论监督报道必须实现从“破坏性批判”到“建设性建构”的范式转型。
建设性新闻理念强调，新闻报道应在揭示问题的同时，聚焦解决方案，促进社会对话，推动积极变革。这一理念与我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契合，为新时代舆论监督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引。[2]
扬州市新闻广播《12345 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以政务热线海量群众诉求为线索库，常态化产出民生调查监督广播作品。本文基于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实践，重点分析《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如何通过个案调查撬动全市养老服务政策统一，探讨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操作逻辑、实践策略与价值实现路径，以期为一线记者提升监督报道的治理效能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从“第四权力”到“治理伙伴”——舆论监督研究的理论演进
（一）传统舆论监督：权力制衡与问题揭露
西方新闻理论中，舆论监督被视为“第四权力”，核心功能是对公权力进行制衡。[3]我国新闻学界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监督的“批判性”与“揭露性”，强调媒体作为“社会守望者”的角色，通过曝光腐败、不公等现象维护公共利益。这一阶段的监督报道以“事件驱动”为主，注重时效性与冲击力，但往往止步于个案解决，缺乏对制度性根源的深度挖掘。
（二）建设性新闻：从批判到建构的范式转型
21世纪初，建设性新闻理念在北欧兴起，主张新闻报道应“不仅告诉人们世界发生了什么，还要告诉人们世界可以变得更好”。[4]国内学者将其引入后，结合本土实践提出“建设性舆论监督”概念，强调监督报道需具备“问题意识、解决方案意识、协同意识”，通过搭建对话平台、推动多方协作，实现从“破”到“立”的转变。[5]相关研究表明，建设性监督报道能更有效促进政策优化与社会共识形成。
（三）媒体参与社会治理：角色重构与路径创新
随着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媒体被视为“社会治理的重要参与者”。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为新时代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提供了科学指引和行动指南。[6]学者指出，媒体可通过“议题设置—民意聚合—政策反馈—效果评估”的闭环，深度嵌入治理过程。
民生监督报道作为媒体参与治理的重要抓手，其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具体问题，更在于通过个案折射系统性矛盾，推动制度完善。现有研究多聚焦宏观理论探讨，对一线记者的具体操作策略关注不足，本文试图通过案例分析填补这一空白。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四维操作模型”
本文基于四篇报道的实践，构建“建设性舆论监督四维操作模型”，作为分析框架：
民生痛点精准捕捉：从公众急难愁盼的个案切入，确保监督议题的公共性与紧迫性；
跨域协同调查机制：突破单一部门局限，通过多源求证、跨层级采访还原问题全貌；
政策传导梗阻诊断：从个案表象深入制度层面，诊断政策执行中的“中梗阻”与“末梢堵塞”；
治理方案共建共享：联合职能部门、专家学者、公众共同探索解决方案，推动制度优化。
研究方法采用案例分析法，以《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为核心样本，结合其他三篇报道的辅助材料，通过文本分析、过程追踪，还原监督报道的操作流程与治理效果，提炼可复制的实践经验。
表1. 新闻报道四例要素情况一览 | |||
作品名称 | 监督层级 | 核心治理成效 | 四力完整度 |
《八旬老人 “人户分离” 养老困局调查》 | 全域制度型 | 多地同步调整政策，全市出台统一居家养老实施文件，实现全市养老服务全域畅通 | 四力完整 |
《消失的档案》 | 个体维权型 | 协助当事人找到工作档案，仅梳理个人查询路径，无行业整改 | 脚力、笔力完备，脑力、眼力挖掘不足 |
《收费存疑引不满》 | 矛盾调解型 | 协调业主、物业、住建三方现场对账，化解单一业主收费纠纷 | 缺少共性问题深挖 |
《同药不同价 药店“隐形处方费”调查》 | 行业提醒型 | 涉事药店约谈整改，仅发布行业消费提示，无市场监管全域规范 | 调查范围局限，未挖掘行业监管漏洞 |
四、主体论证：从个案到系统——建设性舆论监督的实践路径
（一）民生痛点精准捕捉：以“小切口”折射“大民生”
节目热线每日汇聚海量群众诉求，投诉内容涵盖邻里矛盾、消费纠纷、办事难题、政策执行冲突等多种类型，并非所有工单都适合深度建设性监督。记者的核心眼力，在于区分 “单点个体矛盾” 与 “系统性政策梗阻” 两类线索，分层定位报道层级。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起点，是精准捕捉具有普遍性的民生痛点。四篇报道均从个体诉求切入，但背后关联着群体性权益：
《八旬老人“人户分离”养老困局调查》中，杨先生因户籍与居住地分离无法享受居家养老服务，看似个案，实则折射出扬州市各县（市、区）政策执行不统一的系统性问题。记者通过老人“爬楼困难”“类风湿关节炎”等细节，强化议题的民生温度，引发公众共情；
《消失的档案》中，朱女士退休档案缺失直接影响退休待遇，记者从其“模糊记忆碎片”出发，挖掘出破产集体企业职工档案管理的普遍漏洞；
《收费存疑引不满》聚焦恒温恒氧小区物业收费不透明，通过史女士的投诉，揭示科技住宅物业服务收费的行业性矛盾；
《同药不同价》中，袁先生遭遇的“隐形处方费”，看似个别药店行为，实则反映基层药店服务中价格公示不规范的治理短板。
这些案例表明，一线记者需具备“从个体见群体、从现象见本质”的洞察力，将个案转化为具有公共价值的监督议题。
（二）跨域协同调查机制：打破信息壁垒，还原问题全貌
建设性监督报道的核心在于“调查的深度”与“信源的多元”。四篇报道均突破了单一部门采访的局限，构建了跨层级、跨领域的协同调查网络：
在养老困局调查中，记者先后采访邗江区、仪征市民政局，对比两地政策差异；进一步扩展至高邮、宝应等地，发现“主城区落实较好，县域存在梗阻”的规律；同时引入市委党校专家，从行政壁垒、财政机制、服务理念三个维度诊断问题根源；
《消失的档案》中，记者从市直就业中心到区托管中心，再到街道办，排查多个部门，最终通过“电子玩具厂为苏扬玩具总公司分厂”的关键信息锁定档案去向；
《收费存疑引不满》联合住建、市场监管部门现场对账，厘清“合同约定、单独列账”的政策边界；
《同药不同价》暗访市区多家药店，对比不同付款方式的价格差异，并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现场核查收费记录，确认“价格公示不到位”的核心问题。
这种“多源求证、交叉验证”的调查机制，既确保了报道的真实性，又为后续解决方案提供了扎实的事实基础。
（三）政策传导梗阻诊断：从“执行偏差”到“制度缺陷”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深度，体现在对问题根源的制度性诊断。四篇报道均未止步于“曝光问题”，而是深入分析政策执行中的梗阻点：
养老困局报道中，记者发现仪征市“政策梗阻”的根源在于“本级财政出钱”的预算限制，以及“数据孤岛”导致的重复享受风险；高邮、宝应等地则因“协调机制缺失”“怕担责”而执行不力。这些发现直指行政碎片化、财政机制僵化等系统性矛盾；
《消失的档案》揭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管理“责任主体模糊”“历史数据缺失”的制度漏洞；
《收费存疑引不满》指出科技住宅收费“合同约定不明确”“部门监管缺位”的行业痛点；
《同药不同价》发现基层药店“价格公示不规范”“服务告知不到位”的经营疏漏，以及监管部门“日常巡查覆盖不足”的治理短板。
通过制度性诊断，报道将个案问题上升为公共政策议题，为职能部门整改提供了明确方向。
（四）治理方案共建共享：推动“曝光—整改—机制完善”闭环
建设性舆论监督的落脚点，是推动问题的系统性解决。四篇报道均通过媒体、部门、公众的协同，构建了治理闭环：
养老困局报道中，记者将调查情况反馈给市民政局后，仪征市迅速整改，为杨先生办理服务；随后市民政局下发文件，统一全市政策，实现“全域畅通”；高邮、宝应等地跟进调整，最终形成跨区域协调机制。专家提出的“钱随人走”“智慧养老平台”等建议，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的养老服务提供了参考；
《消失的档案》梳理出“破产企业职工档案查找路径”，为同类群体提供可复制的求助指南；
《收费存疑引不满》推动物业“规范履职”、业主“理性维权”、部门“强化监管”的三方共治方案；
《同药不同价》促使市场监管部门要求药店“明码标价”“事前告知”，并开展全镇摸排，杜绝模糊定价。
建设性监督区别于普通投诉报道的核心，是不只停留在 “谁做错事” 的表层，而是依托脑力深挖矛盾背后行政、财政、机制层面结构性问题，实现个案上升至全域治理议题。这些实践表明，媒体不仅是“监督者”，更是“治理伙伴”，通过搭建对话平台、凝聚共识，推动制度优化与治理升级。
五、讨论：建设性舆论监督的价值升维与风险规避
（一）价值升维：从“解决问题”到“完善制度”
四篇报道的实践表明，建设性舆论监督实现了三重价值升维：
个体权益到群体福祉：从解决杨先生的养老服务，到推动全市“人户分离”老人政策统一；从帮助朱女士找到档案，到为破产企业职工提供查询路径；
从个案整改到制度完善的治理升级。建设性监督的核心在于“以问题倒逼改革”。如彻底解决高龄老人持续数月的办事难题，保障老年群体基本养老权益；消除扬州各区县养老政策差异化壁垒，惠及全市跨区域居住高龄群体；治理参考价值，报道剖析的财政分灶、行政碎片化、政务数据孤岛等问题，为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跨区域民生服务协同提供地市实操样本，具备可复制借鉴意义。此类实践表明，监督报道正成为政策迭代的重要触发点，推动治理体系精细化、法治化。
从媒体监督到治理协同的范式转型。传统监督常以媒体“单打独斗”为主，而建设性监督强调构建“媒体+政府+专家+公众”的协同网络。这种“媒体搭台、多方共治”的模式，不仅提升了问题解决的效率，更重塑了社会治理的生态，使监督从“对立式曝光”转向“共建式治理”。
上述价值升维的背后，是媒体角色从“旁观者”到“建设者”的深度转变。通过将个案置于公共治理框架下审视，监督报道正成为撬动制度创新的杠杆，推动社会治理从“碎片化修补”迈向“系统化优化”。这种转型不仅回应了公众对高质量监督的期待，更为媒体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提供了可行路径。
（二）风险规避：坚守边界，避免“越位”与“失位”
建设性监督报道需警惕两种风险：
越位风险：媒体不能替代职能部门履职，需坚守“监督者”而非“执行者”角色。如养老困局中，记者仅反馈问题、推动协调，具体整改由民政部门落实；
失位风险：不能因追求“建设性”而弱化监督锋芒。如《同药不同价》中，记者明确点出药店“经营不规范”、监管部门“巡查不足”，保持批判性底色。
一线记者需把握“到位不越位、监督不替代”的原则，在推动问题解决的同时，维护媒体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六、结论：构建“问题导向—协同治理—制度完善”的监督新生态
本文通过四篇民生监督报道的案例分析，系统揭示了建设性舆论监督从“个案破局”到“系统重塑”的实践逻辑。研究发现，新时代舆论监督的核心价值在于：以民生痛点为切入点，以跨域协同为手段，以制度完善为目标，通过媒体、公众、职能部门的三方互动，构建“曝光—整改—机制完善”的治理闭环。在此过程中，媒体、公众与政府职能部门形成“曝光—整改—机制优化”的治理闭环，实现了从“问题揭露者”到“治理参与者”的角色升维。这一转型不仅回应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更彰显了主流媒体在推动社会进步中的责任担当，也从舆论监督中提升了公众满意度。
对一线记者而言，提升建设性监督能力需锻造“三重素养”：一是民生洞察力，即从个体困境中提炼普遍性议题的能力。如养老报道中，记者从八旬老人的个案困境，敏锐捕捉到“人户分离”政策落地的普遍性梗阻，为后续制度优化奠定基础；二是系统思维力，要求记者超越表象，透视问题背后的制度性根源。例如，在“同药不同价”报道中，记者通过药价差异现象，深入剖析医保政策执行中的区域标准差异，为政策统一提供了决策依据；三是协同推动力，强调联合多方共建解决方案。在“收费存疑引不满”调查中，媒体搭建沟通平台，促成物价、住建、物业等多部门协商，最终形成规范化收费细则，实现了从“单一曝光”到“多元共治”的转变。
面向未来，舆论监督需在“深度”与“广度”上持续突破。一方面，要深化“建设性”内涵，推动监督报道从“解决一个问题”向“完善一类制度”升级，通过个案调查触发政策修订或实施细则出台；另一方面，要拓展“协同”维度，从区域治理向跨区域协同治理延伸，借助数字化手段打通数据壁垒，构建跨部门、跨层级的联动机制。在此过程中，媒体应主动嵌入社会治理体系，成为连接民意与政策、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枢纽，以高质量的监督报道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真正实现舆论监督的社会价值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李良荣. 新闻学概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1: 156-162.
[2] 陈力丹.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 89-95.
[3] Carlyle T. On Heroes, Hero-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M]. London: James Fraser, 1840.
[4] 王辰瑶. 建设性新闻: 一种新的新闻范式?[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5): 6-25.
[5] 周勇, 黄雅兰. 从“批判”到“建设”: 舆论监督的范式转型[J]. 现代传播, 2021, 43(3): 45-51.
[6] 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坚持正确方向创新方法手段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人民网2016年02月20日.
（注：文中案例细节均基于扬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内部报道材料，部分政策背景参考了扬州市民政局、市场监管局公开文件，为保护当事人隐私，部分姓名已做化名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