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1. 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
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伟大精神，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不同的内涵和特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精神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的作风和为民族独立而奋斗的牺牲精神。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革命精神转化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奋斗精神。进入新时代，革命精神进一步升华，成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是砥砺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不竭精神动力”[1]。
2.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是民族复兴的重要支撑。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使命任务。在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我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但距离教育强国的标准仍有差距，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实现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跨越，是当前教育事业的重要任务。
3. 教育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育家精神是教育工作者在长期教育实践中锤炼出的一种高度凝练的精神特质，它集中体现了一代又一代人民教育家所秉持的坚定信念、崇高人格与卓越专业能力。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指出：“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要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大先生”这一称呼既传承了尊师重教的传统价值观，也彰显了行为世范的教师楷模形象，赋予教师职业高度的荣誉感和道德感召力。
（二）研究意义
1. 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引领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教育家精神是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指引，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3年教师节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明确提出并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强调其六个核心要素。要深刻把握核心要义，要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高质量的教育发展而教、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教、为强国建设而教，做有情怀、有格局、有能力、有贡献的“大先生”。
2. 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强国建设的精神引领和信念支撑
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强国建设的重要精神引领和思想支撑。这一精神强调教育工作者应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深厚的爱国情怀、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家们不仅致力于知识的传授，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担当，推动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这种精神不仅是教育领域的宝贵财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支撑，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三）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
以“从革命家到教育家：为民族转身的大先生”为主题，以“革命精神”“教育家精神”等为关键词，搜集整理相关文献共141篇，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总结，理清本次调研思路，推动调研扎实开展。
2.问卷调查法
通过设计一系列有针对性的问题形成问卷，向特定目标群体发放。可采用线上平台、线下纸质等形式，收集被调查者的看法、态度、行为等信息，再对回收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揭示现象、获取结论，为研究或决策提供依据。
3.访谈法
通过研究者与被访者面对面交流，或电话、视频沟通来收集信息。访谈前拟定提纲，访谈中围绕主题提问，引导被访者分享观点、经历和想法，访谈后整理分析内容，挖掘深层信息，助力研究推进。
（四）研究思路
本文围绕革命家到教育家这个群体，运用文献分析法梳理相关文献，通过对江苏省教育者群体进行问卷调查，分析教育者对革命先辈精神和教育家精神的认知、认同、获取渠道等情况，剖析传承弘扬中存在的问题，为后续研究提供现实依据。深入探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不同时期革命家在教育领域的实践，剖析新时代教育家精神与革命精神的内在联系，解码教育家精神在革命精神谱系中的创新表达，揭示两者在教育实践中的传承与发展逻辑。基于上述研究，从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创新宣传方式、搭建实践平台、推动文化创新等方面，探索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践路径，为提升教师队伍素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二、实证溯源：基于江苏省教育者群体的革命精神与教育家精神的认知调查
（一）预调查
本次调查选择江苏省教育者群体（包含教育工作者和师范生群体）作为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样和三阶段不等概率的PPS抽样方法。在预调查阶段，线上发放问卷85份，数据均通过信效度检验，并对部分选项提示进行了优化。最佳样本容量n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为总体数量，为样本比例，为绝对允许误差。在95%的置信水平下，值约为1.96。江苏省居民人口总数为8477万人，通常情况下取0.5，在绝对误差不超过5%的情况下，计算得出近似最佳样本量为385。
估计设计效应deff为1.5，根据设计效应对样本量进行调整：
（二）正式调查
正式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三阶段抽样。首先，将江苏省划分为三个区域，第一阶段采用代码法抽取7个入样城市，第二阶段对入样城市的区县进行编码抽样，第三阶段线下发放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623份，有效回收率91.6%。
本文采用克隆巴赫系数进行信度检验，KMO（Kaiser-Meyer-Olkin）指数进行效度检验。通常认为，克隆巴赫系数在0.9以上表明信度良好，KMO值在0.9以上表明效度良好，本文问卷的克隆巴赫系数为0.910，KMO值为0.924，大于0.9，且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表明信效度极好。
（三）调查结果
1 . 教育者对革命先辈精神了解认识比较充分
图1 教育者对革命先辈了解程度
调研结果显示，93.1% 的教育者对革命先辈精神有所了解，其中68.7% 的教育者较为了解，24.4%的教育者很了解，但仍有6.9%的教育者表示几乎不了解。这表明革命先辈精神在教育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认知基础，但仍有提升空间。针对 “您了解哪些革命先辈的事迹？”这一问题，受访者对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革命先辈的事迹了解程度较高。但是，对于一些在特定领域或地区有突出贡献的革命先辈，了解的教育者占比相对较低。
针对“您认为革命先辈精神包含哪些核心要素？”，超过80%的教育者认为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奉献精神、爱国情怀是革命先辈精神的核心要素，此外，勇于创新、坚韧不拔等精神也得到了一定比例教育者的认可。由此可见，教育者对革命先辈精神的理解较为全面，且能抓住核心要点。
2. 教育者对革命先辈精神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性高度认同
根据调研结果显示，83.5%的教育者都认为革命先辈精神对教育工作非常重要，66.3% 的受访者认同在教育工作中传承革命先辈精神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在问及 “您是否会在教育教学中融入革命先辈精神？” 时，21.2%的教育者表示会经常融入，59.4%的教育者偶尔会融入，仅有19.4%的教育者很少或从未融入。这说明大部分教育者认识到革命先辈精神在教育中的重要价值，并愿意在教学中进行传播，但仍有部分教育者尚未充分重视或缺乏有效的融入方法。
图2是否会在教育教学中融入革命精神
在 进一步询问 “您认为革命先辈精神对教育工作的具体帮助体现在哪些方面？”时，教育者们认为主要体现在激发学生学习动力（占比72.4%）、培养学生艰苦奋斗精神（占比68.9%）以及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占比42.1%）等方面。这些数据表明，教育者普遍认可革命先辈精神在学生品德培养和精神塑造方面的积极作用。
图3革命先辈精神对教育工作的意义
3. 学校教育和互联网是教育者了解革命先辈精神的主要渠道
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学校教育是教育者了解革命先辈精神的最主要渠道，占总有效次数的91.3%；其次是互联网（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等），占75.6%；教育培训和文献阅读分别占57.1%和49.8%；参加红色主题活动的比例相对较低，只占30.5%。由此可见，学校教育和互联网在革命先辈精神的传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文献阅读、教育培训和红色主题活动等渠道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需要进一步加强整合与优化，以提高教育者获取革命先辈精神知识的多样性和深度。
图4 了解革命先辈精神的主要渠道
4. 革命先辈精神传承弘扬存在实践融合度不高等问题
在问及“当前革命精神在教育者群体中的传承弘扬存在哪些问题？”时，超过71.9%的教育者认为红色资源挖掘不够深入、开发利用形式不够创新，理论宣传多、缺乏丰富的实践活动，约65.4%的教育者认为相关教育活动与教育教学实际结合不紧密，难以真正触动教育者的内心。
图5 革命精神在教育者群体中弘扬传播现状
可见，当前革命先辈精神传承弘扬存在着形式不够创新、实践融合度不高等问题。当问及如何弘扬革命先辈精神、使其更好地融入教育工作时，教育者表示，除了要发挥课堂教学的主要渠道作用、把革命精神融入课程思政外，还可以通过开展红色主题实践活动、加强校园红色文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传播方式等进行学习。
三、烽火讲台：战火淬炼中的教育实践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深重的民族危机之中。外有列强环伺，内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的双重压迫，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烽火岁月中，教育不仅是传承文化与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革命斗争的第二战场。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革命先驱们意识到，单纯依靠武装斗争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只有用知识武装群众，才能激发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提升他们的思想觉悟和组织能力，从而推动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因此，他们开始将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教育唤醒民众，培养他们的革命意识，为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中国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所以许多革命家成为了为民族转身的大先生。
表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接受组织调任学校工作投身教育的革命家（部分）
人物姓名 | 具体学校 |
董必武 | 中共中央党校 |
王大彤 | 齐鲁大学 |
张衍 |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
梅贻琦 | 清华大学 |
罗家伦 | 清华大学 |
科麟 | 镜湖医院护士学校、中山医学院 |
张学思 | 东北师范大学 |
黄季陆 | 四川大学 |
萧克 | 华北军政大学 |
吴华夺 | 华东军政大学 |
林枫 | 吉林大学 |
郭明秋 | 东北实验学校 |
（一）识字运动中的红色火种
张耀纶等人（1988）在研究中指出，据记载“旧中国每百人中不识字的有80—90人之多，每千人中能够进学 校读书的不超过15—20人，极大部分的工人和农民都是文盲。”[2]老百姓看不懂标语、传单和布告，就不能理解党的方针政策；红军指挥员不识字，就必然影响到部队的训练，影响政治水平和战斗力的提高。所以，开展识字扫盲与普及教育，不仅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政治军事意义重大。
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是出色的政治家，更是享有名望的教育家，苏维埃政府把发展中央苏区教育事业的重任交给了他，由他出任教育部代部长。在战火纷飞和物质条件极为匮乏的条件下，徐特立毅然决然为民族转身，在一片文化荒漠中展现出了卓越的教育才能和战略眼光，根据教学经验编写《工农兵三字经》等教材，大力推广扫盲教育。
图6 《工农兵三字经》部分内容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瞿秋白，因受王明等人诬陷和排挤，被解除职务。于是，他主动开辟第二条革命战线，转向文化教育领域，延续“唤醒民众”的革命目标。1934年1月收到中共中央通知，要求在中央苏区担任教育职务，主持编写《国语课本》、《算术课本》等教材，推广扫盲教育。瞿秋白的“革命者”与“教育者”身份本质统一，其教育活动始终服务于革命理想。
苏区的扫盲运动是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的。葛沭（2010）研究发现，对于完全不认识字的百姓，通过在基层设“识字牌”、“识字班”和“识字所”，满足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也有利于后续的教育[3]。对于文化水平不高的人，则是通过办“夜校”“读报组”和各种“俱乐部”等措施，丰富文化活动。在极短的时间内，苏区形成了遍布各街巷、村组、屋场和各机关单位、企业工厂、军队的教育网络。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4]中写道：
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在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
（二）革命根据地的义务教育探索
扫盲教育面向的主要群体是工人、农民等劳苦民众，对他们施行最基础的教育，帮助他们进行正常的社会生活。而从根本上让苏区一改过去落后的文化面貌的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探索义务教育体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强调：
中华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有受教育权利为目的，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内，应开始施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
寻访团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史料，走访纪念馆等，从苏区进行的义务教育的探索，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广大人民群众办教育的初心所指。据谢济堂（1989）研究，列宁小学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立教育体系的重要实践之一，是专门为儿童创办的义务教育机构[5]。廖冲绪（2006）进一步指出，苏区学校的设立采用分级模式，各县通常设立高级列宁学校，而各区、乡则建立列宁小学。这些学校不仅沿用现代教育制度，开设国语、算术、体育、音乐、美术等基础课程，还融入了具有苏区特色的课程内容，如政治教育和劳动实践。这种课程设置既兼顾了学生的文化教育需求，又注重培养革命意识。[6]
蔡元培日本游历期间，受西方思想的浪潮冲击，尤其是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深深吸引了他。回国后，他开始公开谈论革命，在上海成立了光复会并担任会长秘密发动武装起义。在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教育上的差距，蔡元培坚决投身于教育与政治的改革中，成为中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军国民教育”“公民道德教育”“美育”等新教育方针，以废除封建教育制度[7]。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与实践，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更为民族复兴注入了新的希望。
图7 蔡元培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五育并举的新教育方针
（三）为民族解放锻造人才利剑
为了团结民众和军队、巩固工农联盟以及增强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教育的阶级性和革命性。谢济堂（1989）在研究中提到，1930年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出版的《群众课本》（第一册）在“编辑大意”中明确指出，该课本的编纂以“阶级性”“革命性”“鼓动性”为核心标准。此外，报刊也被用作重要的宣传工具，成为传播革命思想、启发民众智慧的重要阵地。
图8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报刊
表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创办的部分报刊
报刊名称 创建年份 《新青年》 1915 《每周评论》 1918 《湘江评论》 1919 《觉悟》 1919 《劳动界》 1920 《向导》 1922 《热血日报》 1925 《红旗日报》 1930 《救国时报》 1935 面对当时民众普遍受封建思想束缚的现状。《新青年》、《湘江评论》等报刊杂志大力宣传民主、科学、马克思主义等先进思想，帮助民众摆脱封建思想的束缚，提高思想觉悟。五四运动时期全国新创办的报刊约1000种。这些举措不仅传播了革命的火种，也从广大工农群体中汲取了力量，有效扩大了革命队伍。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在敌后建立了晋察冀、苏南等多个抗日革命根据地。结合抗日救亡的时代背景，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与实践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特征——弱化阶级性、强调爱国主义教育、为抗战救国服务。
管易文就是该时期的典型代表。1942年，他从革命工作者转变成为紫石中学的教师，在任教期间创新性地将《申报》时事新闻编入英文教材。管易文身份的转变不仅是党中央“隐蔽战线”的战略部署，更是身为一位革命工作者的使命感使然。海安高级中学是紫石中学的前身，寻访过程中，从校史馆负责人口中得知管易文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每见乡童于战火中失学，犹见民族血脉在流失。
根据《盐城抗战史》记载，当时他利用英语特长伪装成教会学校教员，带领三十余名学生穿越日伪封锁线。途中遭遇伪军盘查时，他镇定背诵《圣经》英文段落迷惑敌人，最终全员安全抵达。
高启俊从国立中央大学毕业后，为抗日救国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期间，与徐州籍著名音乐家马可先生合作，创作了《吕梁山上枣儿红》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唤醒了当地人民的抗争精神。抗战胜利后，受到教育部指令的影响，高启俊选择了在徐州担任国文教员。
郭庄小学校长王兴亮曾是高启俊的同事，寻访团成员在与郭校长的访谈中了解到：
五十年代初，有一位贫病交困的学生，由于家境贫寒，疾病缠身，将面临失学。高先生了解他的情况后，立刻解囊相助，为这位同学支付了治病的药费，并用自己的工资为他解决了一年的食宿费用，直到他恢复健康并顺利地考上大学。（2025.02，王兴亮，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区***小区）
图9 寻访团成员与王兴亮访谈的场景
常熟市委党史办原主任、市档案局原局长，江苏省中共党史学会理事沈秋农长期从事中共常熟党史、地方志等研究。寻访团在与他的访谈中了解到了李强和王淦昌的感人故事。1928年，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担负研究无线电收发报机的任务。1929年春，成功研制中国共产党第一批无线电收发报机。王淦昌长期从事核武器研制工作，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
李强从革命者转变为教育者，是时代的呼唤，是个人理想的延续，也是对家乡的深情回馈。王淦昌从革命者到教育者的转变，承载着他对国家、民族和家乡的热爱与责任。他们以教育为新的战场，继续在时代的浪潮中，为国家的未来呐喊奋进。（2025.02，沈秋农，江苏省苏州市常熟市委老干部局）
图10 寻访团成员与沈秋农访谈的场景
历经了残酷的革命斗争岁月，目睹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创伤，革命家们深刻意识到知识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持久动力，培养新一代建设者刻不容缓。
四、拓荒夯基：百废待举中的教育崛起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探索
1949-1978年，中国历经复杂发展阶段，教育事业也随之起伏。1949年，中国文盲人口数量占总人口的80%以上，小学入学率约20%，初中入学率更低[8]。1977年恢复高考，中国教育重回正轨。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一批批由革命家转变的教育家，如刘伯承、臧伯平、蒋南翔、陆平、王路宾等等，带着战场上的魄力和勇气，投身于教育事业的拓荒之中。他们不仅继承了革命精神，更将这种精神转化为推动教育普及、提高教育质量、培养专业人才和强化意识形态教育的动力。
（一）“普及”与“提高”的双轨并行
1958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教育工作时的讲话概括了这一时期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主要方针:
目前教育方面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普及与提高的问题。……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两条腿走路”，做到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和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邓小平，1993a:208)[9]
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老区的扫盲工作经验推广至全国范围，广泛设立“扫盲小组”、“夜间学校”、“半天制班级”、“冬季学校”等群众教育组织，这些形式曾在扫盲运动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需求，创新了多种扫盲形式，包括“构建系统化的成人教育体系”、推广“快速识字方法”以及推行“汉字简化方案”等。
图11 短跑运动员在进行识字赛跑比赛
图12-1952 年8月，祁建华（左）帮助行军的战士学习注音字母
此外，在地方上，也有许多曾参与革命工作的人被调派到扫盲工作的前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智慧，组织群众学习文化，推动扫盲运动的深入开展，在扫盲教育中不仅发挥了领导作用，还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学习热情，为扫盲运动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自生曾服役于空军航空兵第十八师，他所在的部队曾参与抗美援朝和国土防空作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随着抗战胜利，教育领域急需大量有知识、有责任感的人才。周自生在部队的八年，使他拥有了纪律性、责任感和专业知识，于是，他决定转业成为仪征市第二中学（原真州二中），继续为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
寻访团几经辗转，联系到周自生后代周文剑，访谈中得知了其身份转变背后的故事：
我父亲在部队习惯了高强度的工作节奏和明确的指令性任务，但学校里他面对的是活泼好动的学生和复杂的教育环境。一开始，他不太适应与孩子们的互动，也不熟悉教学方法。但他有原先在部队（培养出）的毅力，多请教，多学习，慢慢就掌握了（教学技巧）。他还用自己的工资买学习用品给学生，休息时间为学生补习功课……在部队培养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2025.01，周文剑，江苏省仪征市新城镇**村）
图13 寻访团成员与周文剑的访谈场景
（二）革命学堂到现代学制的体系重构
在扫盲运动的基础上，革命教育家们开始着手构建新中国的教育体系。1949年底，新中国召开了首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据时任宣传工作者的张承先在其回忆录中所述，此次会议确立了教育工作的核心方针：一是教育要服务于国家建设，二是教育要面向工农大众开放。
寻访团成员在与援疆支教教授、张承先事迹的研究者严永江的访谈过程中了解到：
张承先转变成为教育者是基于他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与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更是源于对国家发展的责任感……（2025.02，严永江，河北省石家庄市**花园）
图14 寻访团成员与严永江的访谈场景
1951年，《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间，我国对教育体系进行了全面改革，重新明确了各级各类学校的定位、学制及其相互衔接关系，从而推动了教育体系的规范化建设，为后续教育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截至1965年底，中等学校的学生人数达1432万，小学在校生人数达11626.9万。学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了85%[10]。
（三）院系调整中的红色基因传承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模糊。面对着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建设的迫切需求，1952-1955年，我国有计划有步骤地对高等院校的院系、专业机构和布局进行了调整。
解放初期，为了建设新中国，一大批干部转业到地方，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部分省、市创办转业干部文化学校，以培养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1952年，苏南军区决定创办转业干部文化速成中学，刘先胜将军亲任校长。1957年，学校更名为江苏师范专科学校。1958年，为支援苏北教育发展，江苏师专由无锡北迁徐州，成立徐州师范学院，并发展成为如今的江苏师范大学。
图15 刘先胜将军雕像揭幕仪式
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革命教育家们开始着手培养专业人才。他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传授专业知识，又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教育理念使得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培养出了大量业务精通的专业劳动者，为社会主义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四）思政课程为主体的意识形态防线
在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教育被视为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教育家们深知，只有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才能确保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因此，他们在新建立的教育体系中融入了思想政治课程，向学生系统传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意识和政治觉悟。
图16-1957 年西安交通大学师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眭新亚是省丹中解放后第一位教师党员，也是当年联系省丹中进步学生加入“解放社”的引路人。他曾是二十军团战地服务团成员，1942年因茅家岭暴动越狱后与组织失去联系，后受省丹中第一任校长潘敬所委托开始任教，引导进步学生加入解放社，组织开展迎接解放大军解放丹阳的秘密工作。在与眭新亚的同事，人物传记研究专家郭有敏的访谈中得知：
解放后高涨的革命热情使省丹中学生们已无法再冷静地坐在教室里读书，纷纷报名参军……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穿上草绿色土布军装走上革命岗位。仅在五、六月间，全校同学自愿到二野军大、华东军大、公安专科学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镇江公学、苏南公学去的就有300多人。（2025.02，郭有敏，江苏省丹阳市云阳镇*家园）
图17 寻访团成员与郭有敏的访谈场景
在强调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革命教育家们也非常注重旧知识分子的改造与利用。他们认为，旧知识分子虽然思想中存在着封建残余和资本主义残余，但只要加以改造和利用，就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座谈会和自我批评等方式，努力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以适应新社会的意识形态要求[11]。
从战场到校园，他们用打仗的魄力打破常规，以拓荒的勇气创建符合新中国实际情况的教育体系。他们不仅注重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相结合，还强调专业人才培养和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性。这些教育理念和实践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五、破浪革新：改革前沿的教育创新实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在教育界开展拨乱反正、厉行改革，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中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1978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表示:
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邓小平，1993b: 117)
为进一步推动教育改革，完善教育体系，有这样一群人从伟大革命精神中汲取前进动力，他们有着不畏艰难破浪革新的信念，以战略思维突破体制围城，义无反顾的投身于教育事业，致力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人才，用战术创新重塑教育生态。
（一）教育体制改革中的革命胆识
改革开放初期，面对教育资源匮乏、教育观念落后等挑战，革命教育家们实施了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措施。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重新确立了知识的价值和人才选拔的公平性；1986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我国的义务教育体系覆盖面积逐渐扩大，义务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图18 改革开放后学生放学的场景
在江苏省邳州市，寻访团从土山初级中学教务处主任包长春口中得知了教师陈大丰的故事：
陈老师之前是在南京军区司令部干休所，他很有教育情怀，琢磨着自己还能在教育的岗位上做点实事，发挥余热，零三年的时候来到了咱们学校，用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学生学习革命家们的精神品质。（包长春，2025.02，江苏省徐州市邳州市土山镇土山初级中学学校）
图19 寻访团成员与包长春的访谈场景
（二）敢为人先的教育改革先锋
该时期，教育领域不再单方面看重“红”，而是要求将“红”与“专”结合起来，培养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高素质人才。党在“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提出了更契合社会现实情况的教育发展方向。[12]
袁宝华出生于1916年，青年时代赶上国家剧变的年代。1935年，在北大读书的他参加了 “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袁宝华回到家乡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就此走上革命道路。1985年，袁宝华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他在纪念“一二·九”运动50周年的大会上对学生说：
虽然时代不同了，但是青年学生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要有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这一点是相同的。
王遐方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多次立功受奖，1961年公伤致残。离休后，他不图名利，不计个人得失，为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条件，为让更多孩子接受教育而不懈奋斗。当时，关心下一代的工作并没有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他勇于开拓创新，敢于突破传统思维，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和方法，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创了先河，并于1984年筹建了全国第一个以离退休老同志为主体的关心下一代协会。 据“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表彰大会材料汇编”记载：
1998年，他在云南疗养时，发现云南省寻甸县还有 3000多名失学儿童。为使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他拖着病残的身体奔波了228 天，向万人劝募了35万元。此后他心系寻甸，六年间十下寻甸。不幸的是，他的老伴在此期间因心脏病离世，料理完后事，他强忍悲痛，带着老伴的抚恤金，捧着“双份”的爱，踏上八下寻甸的征程。
（三）人才培养理念的时代变革
中共中央、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扩大教育规模，让更多的人有机会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13]。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将加强素质教育上升到国家行为。义务教育的覆盖率也逐年提高，截至2011年，全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99.7%，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基本实现①。高等教育方面，自1999年起大学开始扩招，到2011 年全国高校在校人数已达近2500万。②
六、何以铸魂：“革命家”与“教育家”精神共性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隆重召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踏上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面对全新的发展需求，基础教育承载起强国的新使命、新任务、新担当。
（一）基因解码：革命精神谱系中教育家精神的创新表达
革命精神谱系涵盖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诸多伟大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智慧结晶与精神标识。而教育家精神，作为教育工作者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精神特质，与革命精神有着深厚的渊源，是革命精神在教育领域的创新表达。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传承了革命先辈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的爱国情怀。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指出:
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是民族振兴、社会进 步的重要基石，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业。
在革命年代，无数仁人志士舍弃个人利益，投身革命事业，为国家的解放事业奉献一切。在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秉持这一信念，将个人的教育事业与国家的发展紧密相连，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而努力。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与革命先辈们坚守的高尚品德和纪律要求一脉相承。革命时期，共产党人严守纪律，以良好的作风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支持。如今的教育工作者，以高标准的道德规范严格要求自己，成为学生道德行为的榜样。他们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言传身教，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是在继承革命时期注重实际、灵活应变的斗争策略基础上发展而来。革命先辈们根据不同的斗争形势和任务，制定相应的战略战术。教育工作者借鉴这一思路，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关注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采用多样化的教育方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体现了革命精神中不断探索、勇于创新的进取精神。在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教育工作者在新时代也同样积极探索教育教学的新方法、新模式，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以适应时代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继承了革命先辈们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的精神。革命先辈们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教育工作者热爱教育事业，关爱每一位学生，为了学生的成长默默付出，不计个人得失。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拓展了革命精神中胸怀全局、放眼世界的视野。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追求民族解放的同时，也关注着世界革命的发展。如今的教育工作者，培养学生的全球视野和文化自信，通过教育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二）师道传承：以革命精神铸魂育人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面对愈发复杂的国内外环境，要求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保障社会主义事业后继有人。在新时代，以革命精神育人成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使命。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融入革命精神。运用情境教学法，创设与革命历史相关的情境，让学生身临其境感受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和英勇无畏。如在语文课堂上，教师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让学生演绎革命题材课文中的场景，加深学生对课文的理解和对革命精神的感悟。利用实践教学，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红色遗址等，让学生在实地参观中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礼。许多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当地烈士陵园、革命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让学生们近距离接触革命历史遗迹，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14]。
2018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到：
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
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氛围。通过举办红色文化主题活动，如红色歌曲演唱比赛、红色故事演讲比赛等，激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兴趣。同时，在校园环境布置上融入红色元素，在校园内设置红色文化长廊，展示革命先辈的事迹和名言警句，让学生在校园中处处能感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
（三）守正出新：革命传统与教育创新的时代交响
在新时代，教育既需要坚守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又需要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在教育理念创新上，将革命精神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社会责任感。例如，一些学校提出“红色教育+素质教育” 的理念，在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融入革命精神教育，让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15]。
在教育技术创新上，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传播革命精神。借助互联网、多媒体等技术手段，开发红色文化教育资源，丰富教育教学内容。一些教育平台推出线上红色文化课程、虚拟革命博物馆等，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生能够更加便捷地学习革命历史和精神。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具有交互功能的红色文化教育产品，如红色文化主题的智能学习软件，通过游戏化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学习革命精神的积极性和主动性[16]。
在教育评价创新上，构建多元化的教育评价体系，将学生对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践行纳入评价指标。除了传统的学业成绩评价外，注重对学生品德发展、社会实践等方面的评价。通过学生自评、互评、教师评价以及家长评价等多种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在学习革命精神过程中的表现，激励学生积极传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实现革命传统与教育创新的有机统一，奏响时代发展的教育强音。
七、参考文献
习近平.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革命精神跨越时空、永不过时[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张耀纶, 梁建堂, 刘卫东等. 鄂豫皖苏区教育史[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
葛沭.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政策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0.
[美]埃德加・斯诺著, 董乐山译. 红星照耀中国[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
谢济堂. 闽西苏区教育[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
廖冲绪. 试论川陕苏区的普通教育(1932.12-1935.04)[D].西南交通大学,2006.
蔡元培. 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J].东方杂志,1912,8(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新中国60年教育改革发展成就[EB/OL], 2009. [2026-07-1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moe_2590/moe_2949/moe_2951/tnull_40116.html.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a.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夯实千秋基业 聚力学有所教——新中国70年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历程[EB/OL], 2019. [2026-07-1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9/t20190926_401046.html.
徐曼.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研究[D].兰州大学,2024.
周玉琴.习近平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重要论述研究[D].吉林大学,2024.
吴愈晓, 耿铭含. 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百年变迁[J].社会发展研究,2021,8(02):23-37.
邹绍清, 周叶.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一体化实践路径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0(06):30-41.
钟文才, 李炜冰. 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研究[J].成才之路,2025,(06):29-32.
覃方鹏, 吴艳, 龚晓雪. 新媒体环境下红色文化传承的创新路径——基于300份重庆青年红色文化了解情况调查问卷的分析[J].记者摇篮,2025,(02):78-80.
① 数据来源于教育部网站，参见http: //www.moe. gov. cn/jyb_ xwfb/s5147/201204/t20120416_ 134075. html
②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参见http: //www.stats.gov. 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202/t20120222_ 3002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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